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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道略说 ——兼谈与书法发展的关系 一、缘起 缘于筹备中国湖笔博物馆展厅之陈列，曾与同道赴京、沪搜集湖笔史料，期间考察了故宫博物院、中国历史博物馆及上海博物馆等有关笔文化的实物，走访了“戴月轩”、“周虎臣”、“杨振华”等湖笔制作名人在明清及民国时期所创建的湖笔笔庄，并在北京“戴月轩”湖笔庄拜见了戴氏弟子郑存琮老先生，商讨湖笔文化，不觉启示良多。 湖笔，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以其量多（目前故宫博物院珍藏明清时期湖笔就有400多支），而且质佳（“文房四宝”以湖笔为首），更是历史悠久（笔最早使用追溯到新石器时代）。于是，研究湖笔，必先研究其“祖先”。 中国先民早在文字产生前已用毛笔在原始彩陶上画上各种线条。由此延伸，又用毛笔书写汉字。数千年来的社会变迁，其政治明暗、经济盛衰、文化抑扬等起伏多变，而毛笔（笔杆加笔毫）却依然如故。它能以不变应万变，从先民们手上一直传承至今。不仅为人所用，而且使人所迷。可谓“治世之功，莫尚于笔，能取万物之形，序自然之情，实天地之传器也。” 翻开整部二十四史，可以说没有一个帝王高官的入传能离开笔的作用，也没有一个书画家的入传中不见其笔艺成就。中国人将笔从实用升华为艺术，仅仅一支笔，在纸上罗织气象万千江山美景、呈现变化无穷丰富线条。也仅仅一支笔，其则寓深于浅，寓繁于简，大雅通俗，俗中见雅。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，人们依托了毛笔，而毛笔以其自身的功用及魅力又促使了社会的发展，其中蕴涵着一种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。 于是笔者想到了“笔道”说。 自古以来，人们论笔都以“笔”来阐述，而鲜有所见论之以“道”。前人所论笔中之“法”，即指运笔过程中的一种具体方法。虽说从彩陶的笔法到正草隶篆的笔法，从科举取士的笔法到文人舞墨的笔法都有着不同的方法，但其笔中之“道”却是始终如一。何谓“道”？“道”即是宇宙万物的自身规律，而“笔道”如从狭义角度讲就是笔迹，也可称“笔法”；从广义角度去认识，即是一切以笔为用的文化现象中内在自身发展规律。正如《中庸》所载：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。”自从毛笔诞生后中国人的思想文化（艺术）一直沿着“笔道”延伸展现。而“笔道”精神又注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。 就此，可以说是一个观念的改变，认识的深化。毛笔并不是纯用之工具，我们的视角从历史文化去考察，那么，其价值就不言自明了。 二、“笔道”萌发了书法的线条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，追溯其渊源，可以说与中国汉字的产生有着不可分离的连体关系，汉字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意味着书法艺术的萌芽与形成。而有意义的是，书法与汉字又起源于“笔道”（有学者曾认为“笔法”，其实当是并无“法”可言，但却是笔“道”所至）。这笔道的初露端倪也就是汉字的萌芽期。 据考古发现，距今约六千年（公元前4100-3600左右）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存有大量陶器，刻划符号中的图案结构均衡、线条中表现出粗细轻重的变化，既稳重又灵活。这图案与契刻，既不是书法，又不是汉字，我们不妨称它为“笔道”。 为何称其为“笔道”？ 《周易。系辞》有云：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则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由此可见，先民们“象于天”、“法于地”，可谓天地之道；先民们又“通神明之德”、“类万物情”，可谓德情道。而这些“道”能以何媒介来展现表达，唯有毛笔！ 于是，我们可以发现毛笔一诞生，“笔道”随之而至。 在此，我们不得不提出“蒙恬造笔”一说。古往今来，凡提到“毛笔”的专著或文章，都有论述相传笔由蒙恬所造，并又提出经考古才发现“笔”在蒙恬所造千余年之前已有。于是论证“笔”非蒙恬所造。 其实，蒙恬造笔之说并未有错，先贤所说蒙恬造笔有着两种含义。一是指“笔”的称谓。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实行“书同文、车同轨”的大一统政策，才开始有“笔”的称谓。“秦并天下，李斯有同文之奏，乃罢其不与秦文合者，然后书体乃定于一。”这说明秦以前虽有毛笔，但尚未“书同文”。战国时代，笔的称谓各不相同，楚称“聿”，吴称“不律”，《尔雅》载：“不律谓为笔”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燕谓之拂，秦谓之笔”。而正是到了秦朝，才由李斯创小篆，统一文字，“笔”的称谓由此统一，这也正是蒙恬造笔说的背景。二是指蒙恬确实对毛笔进行制作。先秦时期的笔大都是笔毛扎在笔杆上，我们从甲骨文中发现，甲骨文中的“笔”字作“ ”、“ ”的形状正象一根管的顶端扎了一撮毛。而到了秦朝，改良成笔杆顶端制成腔状，把笔毛扎制成笔头，然后纳入腔内。这种笔的优点是笔头圆实，既利于吸量，更有益书写。这在制笔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新，有着特殊的意义。韦《墨薮》对此说得更明白：“夫书功之微妙，与道合自然，篆籀以前，不可得而闻矣。自上方大篆，颇行于世，但为古远，人多不详。今则删略繁者，取其合理，参为小篆。凡书非但裹结，终藉笔力轻健。蒙恬造《笔经》，犹用简略，斯更修改，望益于世矣。”此说对蒙恬造笔，李斯创小篆在作了充分肯定的前提下，强调“书功之微妙，与道合自然”的“笔道”规律，又指出在篆籀之前却不可得。 其实，秦前先民们早已用笔来表现中国文字的“远祖”，这种形近绘画的线条，正为今后汉字形成及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姜澄清说：“‘写字’之所以能成为艺术，有审美的价值，是古人以线条作装饰的习俗的自然延伸……”简言之，古人这“线条”的“自然延伸”即是“笔道”在书法萌芽期中所起的最为关键的作用。 三、“笔道”孕育了汉字的笔顺 当我们了解了笔道在书法的萌芽期所起的作用之后，需进一步了解中国汉字的笔画顺序又是怎样形成的。汉字的笔顺是书法的基础，没有笔顺就可以说没有书法艺术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书画艺术最大的区别在于书法特具的笔顺，而画却难以做到。因为书法通过汉字的笔顺交错达到“方不中矩、圆不副规”的意象，透过这意象的表层又充分展示出书法艺术的最基本特征，正如书法史上最早的书法理论家崔瑗所说书法的意象“兽支鸟诗，志在飞移，狡兔暴骇，将奔未驰。”如果我们对此仔细研究，就会发现“书法就是在一派笔墨纵横（即笔顺变化）中表现出种种意象的艺术”。 在此，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笔顺为什么对书法艺术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。因为，只有笔顺的产生才能有笔法的形成与变化。中国汉字通过毛笔进行有顺序的笔画变化，才是走向书法艺术的必经之路。 可以说，笔顺造就了笔法，或说笔顺是笔法实生期。而笔顺、笔法又是因笔道而生。当代著名美学理论家叶秀山曾说：“书法艺术的形式说来很简单，就是‘划道道’，就艺术家（书家）来说，就是‘划’这些‘道道’，就欣赏者来说，就是欣赏这些‘道道’”这里所讲的“道道”也正是此文所阐述源于笔道的笔顺。而叶先生又这样说：“‘人’既然要‘划道道’，当然能划得更有意义、更复杂、更有结构；‘人’能观赏最简单的‘道道’，则更能欣赏书法。”“‘道道’的空间中留有人的历史痕迹，尽管这种痕迹可以有简单、复杂之分。书法艺术就把这种‘划道道’的活动，提高到复杂的、文明的历史文化高度。”依笔者所理解，叶先生是从美学理论角度阐明书法艺术的起源即是：笔道→笔顺→笔法。也就是笔者所要说明的笔道造就了汉字笔顺的一个方面。
从另一方面讲，书法源于汉字，而最早成系统的中国文字的甲骨文，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、兽骨上的文字，它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，充满
商时期的气息。对于刻写孰先孰后的问题，史学家们颇有争论。郭沫若认为“甲骨文不是先书后刻，而是信手刻上去的。”董作宾则认为“在甲骨文中，但经书写而没有契刻的文字，《甲编》里已著录过三版，因而我们可以推断
代已有毛笔的使用，甲骨文字是先写后刻的。”两者观点虽然不同，却都确认在
商时期不仅已经有毛笔，而且已经运用到文字的书写上。
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最大的贡献在于“笔顺”的发现。因为，甲骨文“它们锲刻时，又不照笔顺，或先刻每一字的横画，或先刻每一字的竖画，就成为缺横画或缺竖画的文字，这纯粹是锲刻的方便。”这正如我们今天常见的篆刻，在刻边款文字时，也常先将竖画刻好，或先将横画刻好，然后再刻其它笔画。因此，用刀刻的文字并未有笔顺关系，而只有用毛笔时，便有了书写笔画先后顺序。考古发现，在甲骨文中“用笔是由上而下、由左而右，简直与现在的书写笔顺无异”。这“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”即是书法艺术用笔规道的起源，而这“笔道”又直接奠定了汉字及书法形式的发展基础，这是不可推翻的史实！
真令人难以想象，先民们手中之“笔”竟有如此功绩。
四、“笔道”成就了书法家的历史地位
数千年中国笔文化的发展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笔与中国书有着密切的联系，而笔中“道”与书中的“法”之间的关系又密不可分。“法”可千变万化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这“宗”即是“道”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书法家”也可称为“笔道家”。
就“书”而言，许慎说文序有此定义：“著于竹帛谓之书，书者如也。”说文部首在聿部说：“书者著也，从聿者声”。也就是说：“书”是用“笔”把文字的形体现在竹帛之上，同时以线条点画表达人内心的思想和意识。另从“书”的造字来看，“聿”字是毛笔早期的称谓之一，古从“
”，就像用手持笔的形状，而繁体“书”的上部正是此字，所以“书”字从“聿”的取义极其有意义，当它萌发期就预示中国书法是依靠中国笔所运行的一种活动。而这种活动的过程，先贤们又常称其为“道”。钟繇说：“笔者天也，流美者人也，非凡庸所知。”这里的“天”即天道之意，所谓“笔者天也”就可理解为“笔道”。唐初书家虞世南在《笔隋论》中有言：“学者心悟于至道，则书契于无为。”他提出学书要悟道，也就是说，书法是一种由悟道后所产生的艺术，而悟道这一使命正是一代代书法家的相传来承担和完成的。
确是如此，只有历代书法家才能担负起“笔道”发展的重任。
首先，“笔道”推动着中国文官制度的发展。
在世界上，中国可谓是最早实行文官治政的国家，《尚书。舜典》即有“三年考绩”的记载，汉代实行了乡举里选，特别是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制度，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项创造。而宋朝是文官治政最彻底的时代，连军队都要文人来管理。文官治政造就了大批文人，于是给“笔道”的延伸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。
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，凡有影响的帝王都能文善书，如李世民极喜王右军书，赵佶之自创“瘦金体”，赵构则开南宋风气等。他们以自身特具的智慧，借助“笔道”来治国。可谓：“三寸之舌，一尺之笔”。值得我们关注的是，“一尺之笔”所指不仅是笔，同样是指书，即书法。
书法可说是文人达官的必修课。远在周代，训练书写技能已有规定，到秦代发展为“尉律，学僮十七以上，始试讽籀书九千字，乃得为吏。”到汉代时就学，“首学书法，其业成者，得试为吏，此一级也。”由于文官制度的影响，历史不少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家同时也是造福一方的文官。如晋朝的王羲之、王献之，唐朝的颜真卿，宋朝的苏轼，元朝的赵孟俯等等。他们既是杰出的书法家，又是有极有影响的文官。他们将“三寸之舌，一尺之笔”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从某种角度上认识，可说“笔以载道”推动着中国文官制度的发展。
其次，“笔道”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语言。
中国有着“书画同源”之说，所谓同源，就是说中国书法与绘画都起源于原始图腾，同时也源于使用工具——毛笔。启功先生曾把“书画同源”理解为“书画同核”，而“核”的内容有五方面： 第一，
民族的习惯和工具：许多人长久共同生活在一块土地上，由于种种条件，使他们使用共同的工具； 第二， 共同的好恶：无论是先天生理的或后天习染的，在交通不便时，久而蕴成共同心理、情调以至共同的好恶，进而成为共同的道德标准、教育内容； 第三， 共同表现方法：用某些语辞表达某些事物、情感，成为共同语言。用共同语言。用共同办法来表现某些形象，成为共同艺术手法； 第四， 共同的传统：以上各种习惯，日久成为共同的各方面的传统； 第五， 全成了“信号”：以上这一切，合成了一种“信号”，它是以使人看到甲联想乙，所谓“对竹思和”、“爱屋及乌”，同时它又能支配生活和影响艺术创作。合乎这个信号的即被认为谐调，否则即被认为不协调。
无论“源”或“核”，都说明中国的书画有着内在的共同规律，即同样用毛笔表现某些形象而合成一种“信号”。这种信号正与“笔道”相吻合。所以笔者认为“源”也好，“核”也罢，最终都与毛笔中的“道”有密切相关。
中国书画，以史而论，绘画早于书法。姚最说：“若永寻河书，则图在书前。”但是，书法的发展进度却遥遥领先于中国绘画，直至后来，绘画的发展反而要借鉴书法。元代书画家赵孟俯在《秀石书林图》上题诗云：“石如飞白木如籀，画竹还与八分通。若也有人能会此，方知书画本来同。”说得很明白，书画原本相同。但当他在画这幅作品时，竹与石都需要用书法笔意来注入其中。近代书画大师吴昌硕以篆书法石鼓文闻名天下，他的画全是一派篆法，他曾说：“画与篆法可合并，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。”可见同理，中国画用笔取法于书。
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古往今来书法往往是人们的事，凡书法家又必定是文人学士，而历史上的文官制度成就了书法家的地位，于是书法家（文人）所说的笔法又影响着中国的绘画，画家们要争取一定的地位，又必须学文与学书，到了宋代，开创了“文人画”之风。从此，文人画盛行至今。这就是中国书画发展的一条规律，深入探索此规律的来龙去脉，不难发现“笔道”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。
五、“笔道”涵养了文房四宝的品质
中国特有的文房用品中的笔、墨、纸、砚有着“文房四宝”的美称，也就是古今中国文人及书画艺术家必备用品，它不仅仅是一种日常文房用品，伴随着中国几千年思想、文化的发展而发展，直至今日已成为人们的珍贵收藏之宝。
唐代大文豪韩愈曾把笔、墨、纸、砚并称为中毛颖（中山兔毫等）、绛人陈元（绛州松烟）、弘农陶泓（泓农陶砚）和会稽先生（会稽皮纸），但他当时尚未提出“文房四宝”。
文房四宝始于“文房三宝”之说。
据史载，南唐有“文房三宝”：澄心堂纸、龙尾砚和李廷蛙墨石砚、三者为天下为冠。但这三宝并非泛指所有的纸、墨、砚，而是特指这三件文房用具，故又有“新安三宝”之说。而到清代梁同书著《笔史》，将新安制笔工汪伯立的笔列入其中，又称“新安四宝”。
北宋翰林学士苏易简所著《文房四谱》后，人们才第一次认同“文房四宝”之说，文人们又作“文房四士”。陆游诗有句：“水复山重客到稀，文房四士独相诊。”宋元之后，文房四宝中即有“湖笔”之称。那么，为何具有悠久历史的湖笔，直到宋元以后才列入“四宝”这一呢？
这是时代大背景所造成的。
简言之，宋代是文人思想大解放时期，政治上本文在前文官治政已作略说，而文化艺术方面，宋人重文不重武。据厉鹗《宋诗纪事》和陆心源《宋诗纪事补遗》可知，宋诗人有7000人、诗20万首以上，而唐诗存世者“凡二千二百余人”，诗不足5万首。再者宋人论书画者多，而画院盛行，唐代无画院。书法上宋人尚意，追求无法之法；唐人尚法，一切以“法”以为准绳。在这种文化氛围下，笔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，在南宋迁都后，文人士大夫相聚于江南一带，挥笔泼墨，吟诗作文，进一步发挥了湖笔的优势。尤其是元代赵孟俯书画的影响（人称为“以笔胜口”），赵氏所用湖笔，“精心妙理，迈古超今”。当时赵孟俯的书、钱舜举的画与冯应科的笔被称誉为“吴兴三绝”，于是湖笔润化了书画艺术，书画拓展了湖笔影响。
所以说，北宋的《文房四谱》正是宋代王朝重文的产物，而赵孟俯书画艺术的崛起，也正为湖笔的盛行推波助澜。明代屠隆在《纸墨笔砚笺》载：“古今蒙恬造笔……，国朝有陆继翁、王古用皆湖人，住金陵。吉水有郑伯清、吴兴有张天锡，惜乎近俱失传其妙，大抵海内笔工皆不若湖之得法。”由此可见，随着“文房四宝”热的抛起，湖笔当仁不让，远扬四海。
然而，有人简单地从收藏角度出发，就此小视四宝之“笔”，实为大错物错！
笔者之所以此文论述“笔道”，正因离开“笔”，其它三宝也无存在必要。反之，其它三宝之所以流传至今，也正是“笔道”所至。小小一支笔，它几乎使历史上不少大文豪、大书画家为其所折腰。由于笔道的千变万化，文人们简直把它“神”化了。相传王羲之妻郗氏，书极佳，人称“女中笔仙”。唐人用笔有“意与灵通、笔与冥运”之说，而人们所熟悉的成语“梦笔生花”即指李白梦见神笔开花，诗兴大振。在古人眼中，笔不仅被神化，同样又被“人”化，韩愈《毛颖传》说笔为“毛颖君”，姓行，名颖。而这位“毛颖君”自身又具备了“四德”。有能有德，难得之宝，实为可贵。
千百年来，笔中之“道”还涵养了文房器具，因除了四宝外，文房器具还有笔挂、笔筒、笔洗、笔架、笔舐、笔船、水注、臂搁、砚匣、镇纸、墨盒、印石等等，它们都是“笔道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由于篇幅所限，暂且不论。本文为何如此推崇“笔道”之说，正因为从“笔”发展规律中可以使我们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，更可以看到它在社会政治、文化思想发展中存在的内在联系。这种内在联系即为“道”。古人云：“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，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为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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